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吴思说事

说透历史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城乡身份推算  

2005-12-01 17:22:09|  分类: 当代农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  2005年春节前后,我参加白南生教授组织的农村调查,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。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,我访问了17户人家。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,其中一个是:你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?是农民还是工人?
  结果,无论是建筑小工,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,无论是牙医,还是小老板,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:我是农民,乡下人。
 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。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:十多年来,你生活在城里,工作在城里,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,脱离了土地,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,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?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?
  一位在成都当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,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,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,那时我就要回家种地。我问:城里人也可能失业,那么多人下岗了,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?他说,那可不一样。城里人有房子,开销不大,失业了心里也不慌。我们在城里没活干了,整天花钱不挣钱,就得赶紧回乡来。
  实际上,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。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,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,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。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。一位在一家深圳公司“跟单”的基层管理人员,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,给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样的理由: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,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岗。
 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,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,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,因而得到救济,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,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。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: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,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济。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:你是谁,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。如果要成为城里人,那么,即使遇到一时困难,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。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。
  追到这一步,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: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的条件的公式,即:城市收入≥城市支出。一旦条件成熟了,这道公式成立了,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。当然,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,“收入”应该指人生总收入,“支出”应该指人生总支出,包括建立家庭、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。
  在这个意义上,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,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增加。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、就业机会增加、个人素质提升、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。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、医疗费用下降、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。
 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,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。更准确地说,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,在过去十多年里,这个村只有4%的人家可以做平,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,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,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。至于绝大多数人,进城打工十年也好,二十年也好,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,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。对他们来说,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们在城里安家、买房、供孩子读书,同时给自己留下养老金,简直就是一个神话。
  其实,深入追究下去,这些人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错觉。在当代四川农村,如果没有进城打工的收入,农村收入真能支撑农村生活的开支吗?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,一旦进城打工者大批归来,就凭人均六七分的那点田地,连糊口都难,更别提盖房结婚和送子读书了。
  传统的“农村收入≥农村支出”已经无法成立,现代化的“城市收入≥城市支出”尚未成立,只有目前的“城市收入≥农村支出”可以成立。于是,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,农民不是农民,工人不是工人。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。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,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,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。从四川调查的情况看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,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,当年的中青年已经步入中老年。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开始退回农村,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又踏上了前辈走过的路。一代过去,一代又来,两栖状态依然存在。
 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?周朝有所谓“氓”,汉朝有所谓“流庸”,唐朝有所谓“雁户”,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“农民工”准确,尽管“农民工”听起来不伦不类,自相矛盾。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,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。
 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,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。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,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,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。
  在想象这种转化所牵涉的各种因素的时候,我特别强烈地感到,城市的棚户区能否合法存在,对转化进程影响极大。棚户区是踏入城市的最低台阶,是一个过渡地带,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工节省大笔路费和农村建房费,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。可是按照目前的政策,即使农民自发创造出棚户区,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,也难免遭到政府部门的扫荡。消灭棚户区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,维护城市生活质量,但是其代价却完全由农民承担。我在农村见到许多空荡荡的新房,花两三万元建成,作为结婚实力的证明和未来养老的保险,这些房屋的主人却年复一年地挤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,或者另外付给城里人一笔房租。闲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万人多年积攒起来的血汗。这种遍及全国的资源浪费,就是农民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价。这笔钱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建设至少是棚户区改良的动力。
  另外一个因素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。农民这笔名义上无须支付的开支,实际上吞噬了农民工的大半剩余。这意味着农民工真实收入的下降或积累的减少,从另一面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。
  还有一个因素,涉及到敏感的工会组织问题。在我的访问对象里,有两位参加过罢工,一次成功,一次失败。罢工的目标都是提高加班工资,减少加班时间。他们的劳动时间平均每天十一二个小时,每个月休息一两天甚至全无休息。这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尽父母之责,更不敢有在城市养儿育女的奢望。对中国农民工来说,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所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,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。在我访问的两个案例中,带头“闹事”的工人都被开除了。早期美国的罢工组织者也是这样的。美国工人的对策是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,被开除的工人领袖干脆以此为业,工人运动因而前赴后继。但在当代中国,这是更加遥远的梦想。于是,罢工的组织风险很高,罢工自然减少,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方面也缺乏谈判的实力和手段。在身份转化公式里,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缺乏社会支持网络,就业不稳定,收入难以提高,城市难以成为安身立命之地。
 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了,我们就有理由预测,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越来越近。那时候,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,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。于是,有那么一天,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:我是工人,是城里人。
 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。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349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