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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思说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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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原来很值钱(中)  

2006-07-30 08:31:3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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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四、国民党员的贡献

   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,行使起来也不容易。

   《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》说,中兴煤矿的工会,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,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。工会最初的领导者,“思想均甚偏激”,经常闹出各种纠纷。

   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。1928年夏,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,统一组织,规范训练。几个月后,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,省党部另派颜学回(国民党左派人士)等人接管工会工作。据说,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,“煽惑”工人与资方对抗,“离间挑拨”,居心叵测。1929年12月,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,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,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。

   然而,邱瑞荃等人的作为,也和颜学回差不多,不久即因“言动乖张”被上司撤职。

   邱瑞荃等人走后,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。没想到,这两位“煽惑”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。于是,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,向国民党中央报告,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“反动有据”,特派李崇诗(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)到中兴煤矿,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。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。

   1930年12月,“山东枣庄矿区工会”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。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“正轨”。

   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,先后达成三次协议。第一次在1929年2月,第二次在同年8月,第三次在1931年3月。前两次,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,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,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,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。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,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,另一方面,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、省党部、县政府、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,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。[10]

   ——由此可见,工会的大部分成绩,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。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、邱瑞荃、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,为了工人的利益,前赴后继,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,被视为“言动乖张”,“反动有据”,先后被通缉、撤职或押解至京。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、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、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,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五、共产党员的血汗

   工会酝酿开创之初,那些被称为“思想偏激”的人,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

   2006年3月13日,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“永远的丰碑”栏目,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。顺着这条线索,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共产党人的活动。

   纪子瑞,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,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。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。1926年春,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,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。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,一起食宿,启发矿工的觉悟,号召他们组织起来,加入工会。

  1926年夏,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,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。不久,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,发展会员50余名。

   1927年6月,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,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,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,决定公开打出‘枣庄矿工劳工会’的旗号。当夜分工串联,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。台上是张福林、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;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。会上,资方代理人、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。

   1929年6月,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,纪子瑞被捕,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。1931年4月5日凌晨,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“供认加入共匪,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,阴谋暴动”的罪名,将邓恩铭、郭隆真、纪子瑞等22名共产党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。[11]

   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,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。枣庄矿区外工会[12]成立后,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。1928年8月,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,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、允许失业工人复工、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。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,让他别管众人的事,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。张福林不答应。于是,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共产党员张福林、蒋福义、王文斌和郭长清。

     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、泰安监狱、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。官方动用酷刑,追问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。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。最后,这几位共产党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,郭长清死在狱中。[13]

   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,中间是张福林,后边有田位东。在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”[14]中,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:

   “田位东,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,1928年1月,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。”

  “1931年3月,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,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,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、中共枣庄矿区特委,田位东担任书记。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,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,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,深入工人群众,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,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。在党组织领导下,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,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。

   “1932年7月,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,以‘减少工时’‘增加工资’‘取消包工制’为口号,进行了‘七月大罢工’,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。由于工贼出卖,不幸被捕。资本家摆下筵席,想软化、收买他,但他不为所动,并揭露敌人的阴谋。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,他威武不屈,坚守自己的信仰。1932年8月3日,在济南千佛山下,田位东英勇就义,年仅26岁。”

   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,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。

   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。这些共产党人,甘心让大众搭便车,为大众冒大险,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,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。田位东有诗曰:“前进!前进!/冲破黎明前的黑暗,/胜利就在明天!”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。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,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,参加抗日,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,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。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,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,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,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,共产党因此获得大众拥护,最终夺得天下。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。

   由此也可以看出,工会不仅对工人有价值。从政党和政治的角度说,工会的价值更高,这关系到工人跟谁走,关系到天下得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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